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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搭配

2020-05-21 来源:贵阳娱乐网

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,“城与乡”越是趋于融合,就越是凸显了惯常外视角书写的局限,理想的书写方式却显然是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。


日前,以“城与乡:想象中国的方法”为主题的全国青年批评家高峰论坛在河北崇礼举行。对“城与乡”的想象与书写,在当下中国语境里,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,而是如评论家李敬泽所说,是一个中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,它也不仅仅是地理区域问题,还涉及到文化、历史、政治等现代性构造的问题。这就意味着当下文学要对“城与乡”有准确的书写,就需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一个总体性的把握。而眼下作家面临的挑战,恰恰是在如何把握这个总体性上碰到了最大的难题。


对‘城与乡’的想象与书写,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


评论家郭宝亮表示,“城与乡”的概念,实际上包含了很多价值、观念的判断,这就意味着,我们在想象和书写城与乡的时候,会时常处于一种很纠结、很焦虑的状态。“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是破碎的、混乱的,我们的精神也是高度分裂的,很难找到一种总体性。”但在他看来,这对文学未必是坏事,一个优秀的作家,只要能通过观察,通过分析判断,把精神分裂的状态真正地写出来,就能成就一部很好的作品。从这个角度看,当下对于写作而言恰恰是很好的时期。


然而切实的问题却在于,如果作家对这个时代缺乏总体性的认识,是否就能写好这种分裂的状态?在李敬泽看来,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,并不意味着眼下就没有总体性。“眼下有否定性的总体性,有动辄就要宣布世界末日的总体性,我们要的不是很简单的、很廉价的总体性,而是那种肯定性的总体性。”他举例表示,当前中国城市化、城镇化的比例,已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十几,上升到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的百分之五十二,而按照国家的规划,未来十几年里,还会有2到 亿的人实现城镇化,这就是个巨大的总体性,其中包含着我们对现代性的根本认识,就是城镇化是好的,是文明的、进步的,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。“但这个总体性不足以落实到个人生存中去,或者说我们已经过于接受了这个总体性。这就是说,我们已经无需在城乡之间做另外一种文化选择,更不用说是生活选择了。那个路遥曾经纠结的我要选择留在哪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。”


这并不意味着“城与乡”的问题到现在已经失效。李敬泽举例表示,我们面临的问题是,即使我们生活在北京和上海这些大城市里,还是会发现我们做很多事情,依然要和在乡下时一样找熟人,我们虽然离开了村庄,但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虚拟的村庄。“我们难道不会在心里问问自己,我们是真正的城里人吗?所以,城与乡的问题现在并没有失效,它依然涉及到了我们现代性演进过程中的文化、政治、历史、经济等方方面面的问题,以至于我们活生生的经验。”


即使是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,我们对“城与乡”的认识,依然有很多局限。以青年评论家杨庆祥的观察,作家的写作,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单一的、经验性的层面上,“在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因为他们还没能找到新的方案,我们国家的文化想象,或政治想象,也没能给文学提供一个新的阐释体系,这就使得他们最后不能不重新回到经验主义的层面上来,所以无论对作家,还有对批评家来说,现在都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时刻。”


虽然艰难,也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希望。李敬泽质问,巴尔扎克在他生活的时代里,也未必受到多强的总体性的指引,但他为什么写出了如恩格斯所说,比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的着作,所能提供的要多得多的东西?“我们的作家,有必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?以此出发才会明白,我们时常念叨的所谓意义的枯竭,未必是出于历史或现实经验的贫乏,而是源于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轻浮。”


也因为此,李敬泽强调,作家们要尽力去做的是学会一种方法,去想象和领会“城与乡”经验的碰撞。“在经验和经验的缝隙之间,我想有着比我们原有的乡村书写或城市书写广阔得多,也复杂得多的空间,这个空间到目前为止,对中国作家来说基本上是封闭着的。”以他的理解,要开启这个空间,某种程度上正在于,作家们要摈弃单一性的文学的幻觉,以开放的姿态,真正回到时代思想的前沿,智力生活的前沿,并且立足于活生生、难以言喻的复杂经验进行写作。


从对‘城与乡’的主观臆想中逃离,重新出发想像中国


很长时间里,中国作家都是在“城与乡”二元对立的模式里想象中国、书写中国。显而易见的事实是,面对如评论家程德培所言“城市不是城市,乡村也未必是乡村”的混沌状态,类似这样简单的理解,已经无法涵盖当下中国的复杂经验。


以青年评论家项静的观察,就年轻一代的生活经验来看,城与乡之间对立冲突,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。“就拿我自己来说,进入城市以后,我不会再有文学作品里经常写到的那种震惊体验,因为进入城市之前,我们已经在影视、在网络里,对城市有了一个普及化的了解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即使是有震惊体验,也只能是一个打了折扣的震惊体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对‘城与乡’的理解是否需要稍微有一点改变?”项静表示,她希望看到那种隐喻的,寓言的,概念化的城乡叙事,最终能回到朴素的状态,回到无论城市或乡村,都不是作为一种对立面存在,而只是作为我们一个居住之地,或生身之地存在的那种朴素的状态。


这看似一个朴素的吁求,做起来却未必是想象的那么简单,因为在既往经验和观念的层层覆盖下,我们看到的城市与乡村,已经不是那个原初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,而是如青年评论家杨晓帆所说的,那个本质化发烧机不发烧也卖不出去 2015年小米日子将更难过的、寓言化的、景观化的、意向化的城市和乡村了。“很多时候,一想到城市就会想到欲望或是物质,一想到乡村就会想到溃败或是荒野。而想到‘城与乡’,我们就会特别焦虑,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预设,在我们的感觉里,城市一定是比乡村更优越的,更高级的一种文明形态。但这感觉或许在我们看来是真诚的,却未必是真实的,因为它是被想象、塑造出来的,是二手的、主观的。当我们感到没有办法去把握外在的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的时候,我们会无视真实,退回到这种想象的主观性中去。”


有鉴于此,杨晓帆认为,当我们在谈论“城与乡”的时候,我们有必要问问,究竟是谁作者:吴志华在想象,这个在想象的人,是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我们?而我们又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,什么样的资源在进行这样一种想象,我们有没有可能释放出一种新的感觉,生成一种新的想象?“从这个角度看,我更希望把对‘城与乡’的想象转换成一种反省性的视角,让它成为我们想象中国的一个新的出发点。”


而在已然是全球化的今天,这种新的想象理当是有着世界性眼光的想象。以青年评论家周明全的理解,中国作家对“城与乡”的书写,面临一个和世界历史进程相比的发展时间差的问题。“相比欧美,我们的发展是滞后的,这就意味着,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些问题,欧美已经面临过了,我们今天的城乡书写,欧美作家也已经写过了。如果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,我们花很多心血写出来的作品,极有可能是无效的,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得有世界性的眼光来书写今天的‘城与乡’,从而为世界性的书写提供新的元素,而不致步人后尘。”青年评论家王迅也表示,当下乡村书写总体看偏于表面化,肤浅化,迫切需要作家有一种超越普通民众的,带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的认识和想象。


当然,脱离中国文化的根脉,去做世界性的展望,并以此来书写中国的“城与乡”将是徒劳的。在评论家王鸿生看来,越是在全球化的当下,作家们越是要问问自己,何谓中国人。因为现代交通通信那么便捷,文化资讯那么发达,我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世界人,而在还没有真正懂得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时候,就轻佻得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人,是很危险的。“要这么看,想明白何谓中国人,何谓中华文明,才是我们想象和书写中国的出发点,也是归宿。”


回到经过深入反思的、真实的立场上来书写‘城与乡’


就作家写作而言,在“城与乡”的视域里想象中国,最终还是体现为,如何找到一个切实的点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。


作家胡学文现身说法,虽然住在城市,也写过几部城市小说,但在写的过程中,他还是会觉得发虚,因为找不到一个切实的点来支撑自己的想象,即使找到了,也会觉得特别不牢靠。而写到乡村,他能清楚地触摸到那个点,他也清楚地知道,这个点背后是习俗、是文化,是有逻辑可循的。


但作家们借以书写“城与乡”的点,是否就那么真实,那么牢靠?青年评论家金赫楠提出了质疑。在她看来,中国的乡村书写,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启蒙的产物,运用的并非产生于乡村的内视角,乡村也从来就不是包含了自在的进化力量的审美主体,只是一代代知识分子释放其对现代化的渴求、不安以及追寻的对象。“所以很多作家写乡村,始终抹不去站在远处回望乡土的叙事基调。”


某种意义上说,作家惯用外视角来写乡村,也缘于他们秉持的单一的进步的立场,评论家陈福民举例表示,果戈理作为当时俄罗斯文坛一个革命性的作家,到了他所谓的晚年,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向,开始拥护农奴制。“虽然他的转向,被我们认为是反动的,他也为此付出了名誉的代价,但果戈理即使是不正确,也是有自己深刻的反思的。但我们的作家不需要反思,因为他们总是站在单向的立场上,他们从未想过,即使是以相反的方式,同样可以抵达非同寻常的历史深度,并建立起经过自己反思和思考的看待世界,看待历史的格局。”


很显然,在当下城市化的进程中,“城与乡”越是趋于融合,就越是凸显了惯常外视角书写的局限,理想的书写方式却显然是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。以青年评论家徐刚的观察,当下作家试图以寓言化的方式,来对乡村进行一个重新的书写,看似对此前写实主义传统的超越,实际上更可以说是对真实乡村经验的一种逃避。因为寓言化意味着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虚构或改写生活,而相比于沉重的写实,寓言化书写虽然有它的优势,但总体上看却是非常轻巧的,甚至是非常轻佻的。而无论是写实,还是寓言化书写,对现实世界的描摹,都得有严密的针脚,作品的气韵,也正是通过针脚绵密的书写中自然呈现出来的。


也是在这个意义上,青年评论家黄德海建言,我们还是要回到人性精微的层面上来谈论“城与乡”,而不至于讨论题如果清扫不干净材意义上的“城与乡”,“虽然城与乡越来越趋向融合,却并成绩下来了怎么办?再说这样做不是同质化的,它们在精微的地方可能完全不同,作家有责任写出这些不同。”青年评论家丛治辰也表示,我们越是深入到不断变化的城市与乡村,越是会发现不断有新的细节出现,但一个作家不应只是去铺排这些细节,而是要尽力在不断丰富的细节与他对世界的认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。”


(编辑:葛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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